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刘氏家族能否延续它的商业传奇，我们拭目以待。......

  2007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内，《2006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获奖者刘永好看着走向自己的颁奖嘉宾，感慨万分。

  这位嘉宾就是他的二哥刘永行，也是《2001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获奖者。

  两人热情的拥抱，引起在场人士的一阵鼓掌，也间接破除了外界关于兄弟二人不和的谣言。

  因为理念不同，刘氏四兄弟将希望集团做到内地非公有制企业第一后，于1995年和平分家。在各自努力下，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在2022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500亿元、950亿元的财富排在第11名和第36名。

  1951年9月，抱着出生不久的刘永好，四川成都新津县人民法院院长刘大墉一时百感交集。

  刘大墉高兴的是，在6年之内，他的膝下就已拥有4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蕴含了他“言行美好”的家风寄托。

  刘大墉早年是四川省的地下党员，在组织安排下，他考入四川省地震测绘大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

  但由于上线出事，刘大墉便与组织失去联系。几年后，他又加入亲近的派——民盟，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民盟干部的身份在法院就职。

  刘大墉妻子郑康致出身新津县大户人家，跟随刘大墉一路颠沛流离后，成为了新津县平岗小学的一名老师。

  作为在国家机关留用的旧政府职员，刘大墉起初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领取的粮食有限，所以在刘永好出生后，刘大墉才有了无法养活全家的担忧。

  再加上夫妻俩工作繁忙，一番商量后，他们最终决定将老二刘永行过继给一个卖布的商人。

  不幸的是，没过半年，刘永行意外从凳子上摔落。布商怕无法医治，便将刘永行退回刘家。

  为了照顾受伤的刘永行，刘大墉夫妇不得不狠心又将老三刘永美过继到城郊古家村的农会主席陈家，先是改名为陈顺民，后来又改成了陈育新。

  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刘大墉又在十年浩劫中被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工资先是扣掉一半，后来干脆停发。

  郑康致也因为地主家庭的出身被揪了出来，背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牌子，进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困顿。除了老大刘永言在文革前招工进了工厂，其他几个孩子受家庭出身影响，失去了参军、升学、招工、招干等一切机会。

  老二刘永行拖着残腿，在街上摆摊修收音机；老三陈育新在村里种地；老四刘永好和小妹刘永红作为知青，则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所谓否极泰来，刘家的运势在1971年开始迎来转折。先是刘大墉获得，收到补发的几千块工资。

  接着四兄弟也相当争气，陆续考上了大学。刘永言和刘永好在1973年临时高考中，分别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和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器制造专业录取。

  而刘永行和陈育新则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分别考上了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数学系和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四兄弟的成长离不开刘大墉夫妇的教育和熏陶。据刘永好回忆，小时候家里从来不缺各种书籍和报纸，父亲培养了他们热爱阅读、热爱科学的好习惯。

  刘大墉也鼓励和支持他们开阔眼界。其实刘永行高考时是新津县理科第一名，他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经过一番波折，刘永行最后只被成都师专录取。

  失望之下，刘永行曾一度想要放弃上学。但在刘大墉的劝导下，他终究是去了学校：“这样一个世界很大，你现在这样一个世界太小了。你应该出去看看，大学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多年以后，刘永行在公众号回忆道：“在上大学的事情上，我永远感激我的父亲。是他的一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眼界。”

  可惜刘大墉终究是没能看到四兄弟干出一番事业，在1979年便因肺癌不幸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四兄弟：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老百姓大多还是过着清贫的日子，拥有四个大学生的刘家亦是如此。

  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刘永行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那年春节，由于他还在上学，妻子郑燕初的收入也是微薄，家中仅剩两块钱支撑着全部的开支。

  这时，4岁的儿子刘相宇向他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过年了，我想吃腊肉。

  看着儿子期待的眼神，刘永行一咬牙，还是花费一块多钱买了只鹅回家。不过一不留神，这只鹅终究是被儿子弄丢，一家人顿时陷入沮丧。

  当晚，隔壁邻居过来串门，知道刘永行的处境后便劝说道：“刘二哥，你会无线电为啥不勤工俭学呢？勤工俭学又不收税。”

  刘永行听了眼前一亮：对啊，修理无线电是我的老本行，现在重拾老本行又有何不可？至于面子，就让它见鬼去吧。

  于是第二天，他便在幼儿园门口摆起了地摊，旁边的广告牌还是邻居帮忙写的：“本人刘永行，长期从事无线电修理，现利用假期勤工俭学，为大家服务。”

  让刘永行出乎意料的是，他在7天时间内收了300多件需要修理的收音机和电视机，赚了300多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这件事让刘氏兄弟认识到，通过努力提供市场需要的服务，是可以摆脱贫困的。“既然永行可以用7天时间挣到300多元，那我们为啥不把这个现象放大呢？”

  当时老大刘永言在成都电机厂，本职就是电子技术工作，老二刘永行长期从事无线电维修，老三陈育新和老四刘永好也对机械和电子仪表在行。

  所以不久，四兄弟便决定成立一家电子公司，取名为“新异”，名字来源于四兄弟都崇拜的企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

  为了筹备这次创业，在产品上，四兄弟先分工制作出一个音响样品。当他们把音响拉到县城百货商场时，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围观和询价。

  在资金上，四兄弟在陈育新成长的古家村，一夜之间就向农民凑齐了3000多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开始憧憬美好的未来。

  不过就在最后申请和古家村集体合办企业时，公社书记强烈反对：“你们反了？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绝不会支持！”

  后来谈及这次失败，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抱怨或者可惜。“不让做，那么就算了，把钱退还给农民，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顺势却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习术要善修正。”刘永行后来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提取出这三句哲理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顺势而为。

  1981年左右，少数农村开始搞起副业，专业户在中国农村地区慢慢的出现。有些家庭年收入甚至超过了万元，当时盛传的“万元户”因此得名。

  国家对此也全力支持，为了激励大家到农村创业，有些县政府还把万元户的名字张榜公示。

  早有创业想法的刘氏兄弟自然也是心潮澎湃，他们在1982年8月聚集到陈育新家中，共商未来发展大计。

  彼时，刘永行和陈育新皆已大学毕业，一个进了县教育局，一个进了县农业局。加上在成都电机厂的刘永言、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刘永好，刘氏四兄弟都有了当时令人艳羡的铁饭碗。

  但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下，四兄弟决定追随大势，先后辞去公职，在新津县古家村创办了“育新良种场”。

  由于无法贷款，育新良种场的1000元起步资金，还是兄弟四人变卖不少家产才堪堪凑齐。因此，他们对于资金的使用相当谨慎和节省。

  据刘永行透露，当时养鸡时，他们奉行滚动式发展，很多基础设施和物料都是他们收购废品后自行制作。“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投入，但是尽可能要达成目标。”刘永行表示。

  这种创业理念，后来也贯穿到刘氏兄弟众多其他产业。用刘永行的话来说，不管你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我们单位产品向大自然索取的资源越少，大自然就会给我们奖励，我们做的事情就越会成功，就那么简单。

  在养鸡事业上，刘永好的营销才能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推销自己的鸡苗，他想出了两个绝好的办法：

  二是到农民家里帮他们刷新外墙，然后在墙上写上育新良种场的标语。日后遍布中国的农村墙体广告，正是刘永好开了先河。

  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覆盖下，育新良种场的生意日渐红火。到了1983年底，良种场已达到孵鸡5万只的规模，刘氏兄弟也因此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由于轻信别人，刘氏兄弟在1984年借钱收种蛋孵化了10万只鸡苗。但对方最后毁约，这批鸡苗就砸在了他们手里。

  眼看就要到了还钱的日子，兄弟四人心急如焚，但又一时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情急之下，甚至有人提议，要不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话，最后还是大哥刘永言拍板：“出了事躲也没用，只能面对。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我们就自己到城里走家串户卖鸡苗吧。”

  于是第二天，他们便各挑一担鸡苗，顶着月亮出门，骑车几十公里进成都摆摊销售。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最终把所有的鸡苗卖光，度过了难关，四兄弟也因此暴瘦了十几斤肉.........

  经历这次危机后，刘氏兄弟对养鸡有了阴影，开始寻找更具市场稳定性和发展前途的产业。而营养价值更高、饲养成本更低、繁殖速度更快的鹌鹑（an chun）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此外，鹌鹑养殖在当时是一个被多数人忽视但经济价值极高的产业，利润率可达50%以上，还可通过家庭阳台或其他小空间养殖，非常方便。

  与养鸡相比，他们这次更看重科学技术手段，自主研发了鹌鹑的养殖饲料配方、电孵化和养殖技术，保证了鹌鹑的存活率和产蛋率，极大地提升了鹌鹑养殖的经济效益。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刘氏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靠着这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饲养法，鹌鹑蛋的成本降到与鸡蛋一样，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在依靠鹌鹑养殖发家致富的同时，刘氏兄弟也不忘当时新津县委书记“带动其他专业户”的嘱托，开始将养殖技术在全县推广，带领成千上万的农户一起养殖鹌鹑。

  而育新良种场也逐渐将重心聚焦在技术上的含金量更高的育种和饲料环节，获得了稳定增长的订单。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新津县成为全国闻名的鹌鹑养殖基地。所产的鹌鹑蛋不但销往全国，还走出国门，最远销售到了俄罗斯。

  作为其中翘楚，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拥有一个鹌鹑养殖场和一个饲料厂，存栏量5万只鹌鹑，饲料年销量100吨，年产值40万元，而当时整个新津县的年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万元。

  如此鹤立鸡群，刘氏兄弟的创富故事也引来了各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随之而来的便是县长、市长和省长们的纷纷考察。

  甚至1986年11月，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还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

  1986年，新津县的鹌鹑养殖量达到3000万只，养殖利润已经明显下滑。刘氏兄弟意识到，如果养殖规模持续膨胀，市场很可能因为严重超过标准而。

  于是那年年底，四兄弟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发出了一份《告全县人民书》，倡导大家适度控制规模，并以身作则把自家养殖场价值几百万元的鹌鹑全部出清。

  看到刘氏兄弟的举动，新津县的养殖户也纷纷效仿，全县的鹌鹑养殖规模也得到了控制。

  1986年9月，刘永好去深圳采购鱼粉时偶然发现了“正大康地”猪饲料。后者是由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康地集团1981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饲料工业化企业。

  在正大工厂门口的见闻让刘永好大受震撼。他发现正大生产的饲料销售异常火爆，客户来这里购买饲料需要提前半个月开票、打全款，然后等着时间来拿货，有些买家甚至要等上半个月才能轮到提货。

  回到新津后，刘永好和哥哥们开始对饲料行业进行详细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积极发展饲料加工业。而在1984年5月，国务院更是通过了《1984-2000年全国饲料工业发展纲要（试行草案）》。

  了解到这些，刘氏兄弟判断中国饲料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猪饲料，不但毛利率可达30%，而且市场规模巨大。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肯定大有可为。

  于是，四兄弟迅速进行了第二次自我变革，将业务从鹌鹑养殖调整至猪饲料生产，并将企业名称从“育新良种场”更名为“新津希望饲料厂”。

  和之前一样，老大刘永言负责机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老二刘永行负责工厂管理，老三陈育新负责饲料研发，老四刘永好负责市场营销、原料采购和对外业务。

  在大家的配合下，1987年9月，由刘氏兄弟主导的“希望一号”乳猪配方饲料自主研发成功，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国产乳猪饲料。

  其次，他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和“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的标语，刷遍了四川农村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刘永好还承包四川电视台大部分的广告时间，以至于四川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大家称为“猪台”。

  此外，他还建立一个庞大的推销员队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个养猪户家中。这些推销员不仅宣传推广，还充当技术员，帮助养猪户解决饲养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甚至还举办养猪讲座，传授养猪的专业知识。

  “门口很快就像正大康地深圳饲料厂一样，排起了几公里的汽车长龙，开票处的大门还屡屡被挤破，我们不得已修建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开票和发号处，外面看起来像个碉堡。”

  刘永好后来回忆当年盛况时如此描述。甚至有一次，急眼的顾客买不到货，甚至用石头砸希望饲料厂的开票处，最后公安局派警察来帮忙才维持住秩序。

  本来四川猪饲料市场是它一家独大，而希望饲料的突然崛起，简直就是虎口夺食。作为国际巨头，正大岂能容忍？很快一场针对希望饲料的价格狙击战，猛烈打响。

  不过在进行几轮降价交锋后，得益于希望饲料的成本控制，正大终究是和刘氏兄弟握手言和，体面地结束了这场价格战。

  到了1991年，希望饲料的产销已从1988年的5000吨跃升至10万吨，成为了四川市场名副其实的饲料之王。

  1990年前后，国内舆论开始讨论非公有制企业的剥削性，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愈演愈烈。

  刘氏兄弟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他们发现以前来考察的官员，不再来了；因业务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门，也不再好说话了。

  回想起以前受过冲击的经历，四兄弟顿时犹如惊弓之鸟。为了试探政府的口风，他们找到地方领导，表示愿意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是希望政府还能雇佣他们当厂长，避免业务停滞。

  领导安慰道，政府是不会没收你们财产的，你们该怎么搞还是怎么搞，不过做事还是低调一点。

  那段时间，刘氏兄弟压力山大，直到1991年底新华社发表文章《四兄弟创立希望，敢竞争超过正大》后，他们才如释重负。

  而伴随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终于落下帷幕，刘氏兄弟心底的石头才完全落下，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于是，他们在当年注册成立了希望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不冠地名的集团公司，总部也从新津搬到了成都。

  正好彼时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地招商引资，大量国企和乡镇企业也因为经营不良陷入困境。作为一家颇有名气的涉农企业，希望集团得到了很多地方政府的青睐和邀请。

  众星拱月下，希望集团获得很好的投资和收购条件。正常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出地，并给予税收减免，而希望集团只需要筹措部分资金，同时以技术、管理和品牌入股。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深圳蛇口拉起这幅口号时，刘氏兄弟也在创造他们的“中南七日行”纪录。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他们就跑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个省份，收购了四家地方工厂。

  在时代红利的推动下，到了1995年，希望集团在全国已拥有27家企业，产值高达20亿元，并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位”。

  短短13年时间，四兄弟将一个家庭养殖场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非公有制企业，其背后既有时代的机遇，也离不开四兄弟的敢闯敢拼和团结一心。

  “要学会埋头拉车、抬头看路、仰头看天！拉车要勤奋、吃苦，敢于面对失败，规范管理；看路要看市场格局；看天要看时代大潮。”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人才辈出是好事，众人拾柴可以将事业推向一个高峰。但一山又不容二虎，当具备领头羊潜质的族人拥有不同想法时，分裂就成了必然。

  古有九龙夺嫡，今有李嘉诚扶持小儿子李泽楷独立创业，而新津县刘氏四杰积累雄厚资金后，也逃脱不了分家的命运。

  1992年，刘永好和刘永行到美国考察后，决定将饲料生意向全国扩张。但刘永言和陈育新却有不同想法，前者想投身电子行业，追求科技梦想，后者则想进军房地产和酒店行业。

  他们不分贡献和功劳，直接将集团股份平均分成四份，每人占股25%。但在具体经营上，则分别独立管理自己的业务。

  而刘永好和刘永言再次一起创业三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分家，真正划清了界线。

  早在那次美国之行，考察“钢都”匹兹堡后的刘永行便在心里种下了重工业梦。他判断，美国重工业正在向国外转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

  当他把转型重工业的想法告诉其他兄弟时，遭到了一致反对。在当时，刘永行就有了分家单干的念头。

  在希望集团1995年成为民企第一时，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单飞的冲动。一种原因是为筹划自己的重工业梦做出准备，另一方面也原因是刘永好的光芒太盛。

  彼时，虽然内部决策由大家一起商量，但刘永好作为希望集团对外的代言人，接受着一切荣誉和待遇。后者不但在1992年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入选全国政协委员的非公有制企业家，还在1995年成为第一位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

  刘永行应该是有所羡慕，后来刘永好讲起这段历史时也曾感慨：“我当时确实忽略了二哥的感受。”

  “集团正在高速扩张，已经建立了26个分厂。但市场留给我们快速地发展的窗口期只有四五年，这需要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独裁”。”

  刘永好当时非常错愕，起初并不赞同，其他兄弟也强烈反对，甚至国家工商总局和省领导都亲自来做刘永行的工作。

  但刘永行去意已决，刘永好意识到，如果他坚持想要挽回，兄弟之间将闹到不可开交，最后他只能同意分家。

  而对于希望集团全国27个饲料工厂的划分，刘永行则提出“一分为二，划江而治”的方案，最终刘永好选择了长江以南。

  至此，刘氏家族真正一分为四，形成了刘永言掌管大陆希望、刘永行掌管东方希望、陈育新掌管华西希望、刘永好掌管南方希望的局面。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四兄弟还保留了希望集团的母体，分别持有希望集团25%的股份，这种“实分名不分”的做法，也许是四兄弟对父亲刘大墉和母亲郑康致最后的交待。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如此评价刘氏兄弟的分家：“公司发展到20亿有个坎，你们是通过分家的形式迈过了这道坎。”

  事实证明，刘氏四杰在分家之后，犹如四只猛虎下山，在各自的选择下，发展壮大，陆续芬芳。

  老大刘永言经过多年稳健发展，将大陆希望集团发展成为集机械电气、能源化工、文旅地产、建设总包和智能科技五大产业板块为主的多元化综合性集团。旗下的森兰变频器，现在更是国产第一品牌。

  老三陈育新在继续深耕农牧业之外，还陆续进军零售、教育、房地产、能源、化工和动物药业等领域。目前，华西希望集团资产超50亿元，年出售的收益超60亿元。

  相比刘永言和陈育新数十亿的身价，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更为显赫。在2022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500亿元、950亿元的财富排在第11名和第36名。

  自分家以后，刘永行一直都在寻找切入重工业的入口。他尝试过钢铁、造车、发电等项目，但由于政策因素，屡屡受挫。

  最后，东方希望在2001年1月通过与山东国有企业信发热电集团合资，成立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正式切入了电解铝行业。

  但由于发电设备一直无法到位，从山西和内蒙购煤发电成本过高，两家终究是以分手收场。

  随后在内蒙古包头政府的积极邀请下，2002年12月，东方希望在包头建立了第一个独资电解铝厂。项目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100万吨铝电一体化项目。

  从那时开始，东方希望陆续在内蒙、山西、重庆等地投资建设了重工业工厂，产业涉及大型发电、氧化铝、电解铝、工业硅、多晶硅、水泥和化工等。

  在东方希望大力扩张下，有媒体曾在2003年发布《刘永行出手137亿狂撼铝业》的报道，一向低调的刘永行大感不安。

  其实东方希望当时的资金并没那么雄厚，刘永行本人对银行借贷和上市又非常谨慎，能够支撑运转全靠这八个字——分期投入、滚动发展。

  “我们用产品的利润维持下一步建设，而且很多基础工程都是我们自己建设，相比国企而言，我们的建设能比他们省一半、快一倍。”刘永行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道。

  在刘永行看来，要做电解铝行业，高耗电和就地取材是匹配的。相比山西、内蒙等地，新疆才是刘永行心中的理想之地。

  早在1995年，刘永行就派人去新疆考察。得知那里拥有质优价廉的煤炭资源，刘永行便有了在那里建厂的想法。

  但苦于无人接待，刘永行只能作罢。直到2010年新疆有关部门邀请他前去考察时，东方希望才正式挺进新疆，在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一个产业集群。

  在刘永行的规划里，东方希望将在这片沙漠建设煤谷、电谷、铝谷、硅谷、化工谷和生物谷，资源循环利用，美其名曰“六谷丰登”。

  “六谷丰登”计划投资1000亿元，截至2022年已经投入600亿元，实现税收55亿元。

  相比于二哥刘永行的重工业梦，刘永好则始终致力于打造一家世界级的农牧企业。

  分家不久，南方希望旗下的四川新希望农业于1998年3月11日在深交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上市的非公有制企业。后来，南方希望集团也改名为新希望集团。

  与此同时，刘永好还带领新希望集团进军乳业、快消品、房产、基建、化工与资源等领域，处处开花，一路高歌猛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非公有制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刘永好还积极与政府沟通，成功在1996年1月发起成立民生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由非公有制企业出资的商业银行。

  截至2011年，新希望集团的营业额超过800亿元。旗下新希望农业在2005年与山东六和集团合并后，改名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彼时，新希望六和饲料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位居中国第一；年家禽屠宰加工能力达10亿只，位居世界第一。新希望六和堪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

  不过到了2012年，新希望集团却陷入了瓶颈，其当年营业额不仅未能如愿跨入千亿，反而还有所下降。

  经过反思，刘永好意识到社会变了，市场变了，如果新希望要想获得更大的增长，就必须拥抱变化。

  为此，新希望在2013年提出了“年轻化、国际化、互联网化、产融一体化、数字化”战略，开始全方面转型升级。

  在年轻化上，经过十年探索，新希望形成以“共识、共创、共享、共担”理念为基础的合伙人模式。

  在这个理念指导下，刘永好带领一批年轻人，选择一些适合的赛道积极探索，让他们成为合伙人，以企业家精神全力以赴创造价值。

  截至目前，新希望已孵化100多家合伙人企业，约500位合伙人，孵化、支撑、扶持了一批“专新特精”优质中小企业。

  “我们是选择一些水草丰茂的宝地，除草生根，建路修桥，施肥浇水，把它变成一个个的树林。多个树林结合在一起，就变成生态，变成森林。”刘永好这样形容合伙人机制。

  在数字化上，新希望从文化理念重塑、再到明确战略、建立一把手工程，从系统培训、统一认识，再到统一工具和作业习惯，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组织再造工程体系，从点到面逐步推进了数字化的落地。

  依托数字化技术，不但新希望主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肉鸭育种、种猪全基因组等核心技术也得到了突破。

  在国际化上，新希望响应国家号召，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开展全球布局。

  早在1999年，新希望就在越南投资建设了第一家海外企业——胡志明市新希望饲料公司，标志着新希望国际化战略的开启。

  截至2021年底，新希望在全球投资建设了百余家企业或工厂，海外员工近万人，海外年营收超过200亿元，业务涵盖饲料、养殖、肉蛋奶加工、保健品、宠物食品、城市建设等。

  通过一系列变革和探索，新希望集团在2017年一举突破长达五、六年的千亿营收瓶颈，并在2020年迅速突破到2000亿元。其饲料产能也在2021年，以2854万吨的产量一举超过正大的2700万吨，成为全世界饲料行业第一。

  在强劲的业绩支撑下，新希望在2021年终于首次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位列榜单第390位。

  从成都新津县一个家庭养殖场，到中国内地非公有制企业第一，再到各自领域成长为行业龙头。

  刘氏四兄弟在过去40年创下的事业，无论从财富、社会还是政治影响力来看，都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家族的翘楚。

  他们的胆魄令人钦佩，他们的团结令人羡慕，他们的财富令人振奋.........

  老大刘永言早在10多年前，便让女婿陈斌担任大陆希望集团总裁，自己退居幕后。

  老二刘永行虽已74岁高龄，但仍然频繁奔跑在业务一线。不过几年后，大概率会把权柄交给现任东方希望集团执行董事的儿子刘相宇。

  老三陈育新在2013年卸任华西希望集团总裁，由担任执行总裁多年的王德根接任。后者是职业经理人，与陈育新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老四刘永好在2013年让女儿刘畅接任新希望六和董事长，后者用七年时间让新希望六和的市值从270亿元涨到1670亿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刘畅未来将是新希望集团的掌舵人。

  11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敦涛率调研组到东方希望丰都水泥指导工作。

  新能源在减排方面主要有两个方面能发力。第一：清洁电力。通过新能源发电，来满足水泥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用电，间接减排；第二：替代燃料。利用新能源燃料替代燃煤，直接减排。从目前技术和商业成熟度看，光伏产业是水泥行业在新能源领域中布局的最重要板块；其次，氢能、生物质能行业方兴未艾，水泥企业亦有涉及，但占比整体较低。

  西藏水泥产量创新高；湖南地区水泥价格再次推涨；利润大幅度地下跌！水泥企业如何“自救”；从上市公司报告看水泥区域性行情差异